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今天，恭喜进入京都大学研究所攻读硕士课程的2,383名同学，攻读专业学位课程的313名同学，以及攻读博士课程的955名同学。我谨代表列席的理事、相关部门主管等京都大学全体教职员，向大家致上由衷的祝贺之意。此外，也衷心恭喜过去一直支持各位的家人和相关人士。
从今天起，各位為了进一步钻研学问，将攻读京都大学研究所的硕博士课程，踏上崭新旅程。京都大学设有多元学术领域院所，除了18所学科研究所，还有30多所附属研究所、研究中心支援各位深造。此外，為了解决现代社会课题，还提供有助於学习实用知识、技术的5项领导研究所课程，以及3项卓越研究所课程。
那麼，各位即將攻讀的研究所定義為何。19世紀後半，作為「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建了研究所：此一高度專業教育課程的對象是畢業於4年制大學，具備學士資格的研究生，學位賦予要件則是要求學生必須主動完成獨特研究計畫。據說也因為設有當時而言空前的獎學金制度，吸引頂級優秀學子爭相報名就讀，入學名額競爭激烈。進入20世紀後，研究所系統在全美迅速普及，完成學業取得學位的人數也急速增加。作為best and brightest菁英份子，除了學術界外，這群學位持有者也活躍於政界、官僚體系及地方自治團體、產業界、大眾傳媒、教育界、NGO、智庫等社會各領域，發揮領導力，稱得上主導了美國的蓬勃發展。
相較之下，雖然二戰後日本4年制大學的升學率踏實攀升，已經超過50％，但研究所升學率卻持續低迷。公益社團法人科學技術国际交流中心的報告（教育與科學技術創新現況）顯示， 2020年度日本人口每千人的研究所升學人數僅0.95人，遠低於法國的5.44人，英國的5.33人，德國的3.88人及美國的2.15人等，在OECD加盟國家中敬陪末座，博士課程也有相同傾向。即使考量人口少子高齡化影響，放眼全球，日本的研究所升學率明顯偏低，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也直接反映在日本整體學位持有人數非常稀少此一事實上。全球已經進入技術革新及全球化急速發展的時代，學位持有人數停滯甚或減少，對日本將來的社會經濟成長及國際競爭力而言，可說是相當令人憂心。
因此最近除了大学以外，包含政府、产业界在内的社会整体无不推动各种对策，力图增加研究所升学人数。本校透过研究所教育支援机构，除了提供奖学金等生活支援外，也因应多元社会需求，提供多元教育课程、各类实习机会，以利取得可转移技能。此外，最近文部科学省开始大幅扩充赠予型奖学金，产业界也创设各种学位持有者优待制度，以充实大环境让相关人才能充分活跃。以上提到的最近动向在在都显示出社会对这群受过高度教育的学位持有者非常期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位即将开始研究所的教育研究生活，目标则是取得学位。
大學的學術、科學研究能以何種型態對社會有所貢獻，固然是重要的問題，但我認為貢獻型態隨學術領域不同，十分多元。各位應該經常聽到「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這二個詞，相關用語在二戰後不久的美國首次受到矚目。人們開始討論作為公共政策，應該由誰負擔必要的學術、科技研究資金。曾擔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的凡納爾?布希（Vannevar Bush）在1945年提出下列原則，表示公共部門研究資金應該用來進行對純粹科學發展有益之研究，也就是所謂的基礎研究，而非用來進行企業等以開發商品為目的之應用研究。
时至今日，基础研究一般指的是研究人员基於本身兴趣、探究精神自发进行的研究，常常用来对比為达成特定成果的开发研究，或是以人类治疗、预防為目的之临床研究等。但在现代高度发达的科技世界中，想根据机能区分学术研究并非易事，也不见得有意义。
加州大學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在著作『槍砲、病菌與鋼鐵』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描述。
「实际的发明大多是人类好奇心的产物，并不是為了製作特定物品而诞生。如何应用发明的创意则会在发明诞生后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大部分情形下，并非『必要為发明之母』，而是『发明為必要之母』。」
例如汽車這個看來用途非常明確的發明，其實到實用為止耗費了漫長時間。1866年，尼古拉斯?奧托 (Nikolaus August Otto)發明了內燃機，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改良內燃機做出摩托車，1896年才出現能運輸物品的卡車。換句話說，「發明帶動必要誕生」為止花了長達30年。
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人工智慧（础滨）技术进展实际上能催生出什麼样的真正社会价值等，应该是今后的课题。我认為从科学突破到带动有用的社会价值诞生，绝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往往是由眾多研究人员名符其实地持续进行创造性研究累积下来的成果。
反而言之，我認為對研究人員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確保研究主體性。人們常說日本人的同步性很高，但在學術研究領域，同步性絕對不是美德。荷蘭歷史學家魯特格爾?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他的著作『人類希望的歷史』（原著名『Humankind:A Hopeful History』）中，曾經介紹過一個有趣的小插曲。
美國知名的杜克大學行動經濟學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胡亂說明乍聽之下專業且有意義的定義，教授提到的「辯證法無解說」、「新非建構理性主義」等用語、說明都是電腦隨機生成且毫無意義的詞彙。但據說學生們都認真聆聽內容荒唐的講課，沒有一個人發笑，也沒有人表現出完全聽不懂的態度。這個現象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稱爲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因為朋友們熱心聆聽，讓其他學生誤以為無法理解的自己才有問題。像這個實驗一樣的同步性或許有害程度不高，但一旦發生在政治、經濟領域，很可能導致悲慘的結果。
布雷格曼提到，「信賴往往誕生在某人刻意與潮流反向而行的瞬間」，學術研究領域也是這樣，突破似乎往往起因於懷疑廣為眾人接納的想法、概念。我認為說不定對主體研究而言，必要的是抱持著某些狀況下刻意逆流而行也要「懷疑的意志」（will to doubt）。京都大學的學術研究傳統長年來重視獨創性、開拓精神，而這一切的基礎應該就是「懷疑的意志」。
不论什麼领域，学术研究原本就是从个人好奇心及探究未知起步，对当事人而言非常有趣且具备挑战性。这个乐趣本身正是学术研究的原动力，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我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钻研将近半世纪，曾经感到非常苦恼、痛苦，现在回顾当时，则可以说这些经歷也是乐趣之一。
最后，衷心祝福各位今后能在京都大学研究所课程中彻底享受研究生活的乐趣，以上是我的贺辞。
再次恭喜大家。